图为：1946年元月，易伯鲁和刘月影在重庆成婚。时易伯鲁在中央研讨院动物研讨所作业

  图为：1955年，易伯鲁（后排左四）率水生所鱼类组在梁子湖发现了新种团头鲂（武昌鱼）

  “人们称我父亲易伯鲁是武昌鱼之父，武昌鱼便是我兄弟，所以我历来不吃武昌鱼。”曾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的刘可风教授告知楚天都市报记者，“根据世界命名规矩，武昌鱼（团头鲂） 的拉丁文学名是MegalobramaamblycephalaYih，后边冠以发现者的姓氏。你看，武昌鱼还随咱们父亲姓易（Yih）呢，咱们姐弟倒有两个随母亲姓刘。”

  明日（1月8日）是易伯鲁先生（1915—2009）逝世9周年，近来，记者前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采访刘可风教授，请他介绍易伯鲁先生发现武昌鱼的前后经过。

  武昌东湖之滨，珞珈山下，不只要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，还有中科院水生生物研讨所(以下简称水生所)。

  “水生所的前身是中央研讨院动物所。上世纪40年代，我父亲从西南联大生物系结业后，曲折进入内迁至重庆的中央研讨院动物研讨所作业。不久我母亲刘月影也从西南联大结业，到重庆的南开中学任教。两人在重庆相识并于1946年元月成婚。其间日本战胜屈服，咱们奔走相告，畅饮成功之酒。回迁上海时动物所组织我父亲和别的一个年轻人担任图书、器械等的装箱运送作业，母亲随父亲一行走走停停，从重庆到上海走了一个多月。后来他们在上海落户，咱们姐弟仨都是在上海出世的。”

  刚到上海那几年，社会不安靖，中央研讨院的科学作业的人们也不能安心作业。易伯鲁后来从前对儿女们回想，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，咱们天天听到炮声，心境愉悦，等候解放。有天晚上我和两个搭档在实验室作业，谈到时局，其间一个说：是不行了，但来了也有困难，由于他们没人才。我竟冲动地说：咱们不是吗？”

  全国解放后，原中央研讨院和其他研讨机构从头调整，组成成立了我国科学院，动物所则更名为我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讨所，研讨对象是水体中的动植物。但上海短少江河湖泊水库等多样水体，水生所难以就近进行研讨。1953年，我国科学院院部决议，水生所从上海迁往武汉。易伯鲁1953年就参加了湖北的湖泊查询，1954年夏天，长江发大水，水生所又派易伯鲁到珞珈山检查新所的基本建设进展。1954年冬季，易伯鲁离别上海温暖的小家，来到武昌东湖之滨的水生所新所址，着手预备率鱼类组的同志一同去新组成的梁子湖作业站作业。

  梁子湖很大，偏南有一个小岛，梁子镇，1955年的住户首要是渔民。岛上最大的店肆是鲜鱼收买站，每天把收买来的鲜鱼用小轮船经过长港运至樊口镇，再转运至武汉等大城市。易伯鲁带领的水生所鱼类组在梁子湖上建了一个简易实验室，需求的研讨资料都能够到鲜鱼收买站去取，测验调查后再原物偿还。他们吃住都在渔民家里，有时随作业渔船一同出湖，调查捕捉状况。

  此前我国有记载的鳊鲂鱼类只要两种，都是头小体扁，一种是鳊鱼，又称为长春鳊、北京鳊，以北方鳊鱼标本为根据，它的特征是，腹部从胸鳍下方至肛门，有彻底的刀刃状腹棱。而鲂鱼，又称平胸鳊，其腹棱只限于腹鳍之后。这是差异鳊鲂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。

  易伯鲁在梁子湖发现的鲂鱼也是胸部无棱，如不进一步调查，会被简略地认为是已知的平胸鳊。其实这两种鲂鱼差异很大，原称平胸鳊的鲂鱼，头小而厚，吻部高，旁边面看略呈三角形，所以被称为三角鲂。而新发现的鲂鱼，头部略扁圆，上颚宽广呈弧形，所以被命名为团头鲂。别的，两种鲂鱼的骨骼结构差异很大，三角鲂的肋骨只要10对，而团头鲂的肋骨有13对。“所以在武汉吃武昌鱼，最终的游戏便是数肋骨——13对的是团头鲂，也便是约定俗成的武昌鱼。而10对的是三角鲂。当然14对的就不是鲂鱼，而是北方也有的鳊鱼，是长春鳊或北京鳊了。”

  团头鲂仅散布在湖北省内极少数湖泊中，梁子湖是首要产地。易伯鲁编撰的发现团头鲂的论文，宣布在《水生生物学集刊》1955年第2期，1956年头才揭露出书。

  1956年6月，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，写下了闻名的《水调歌头·游水》：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……”这首词1957年1月在《诗刊》一宣布，马上引发全国人民对武昌鱼的爱好。有人把武昌鱼和易伯鲁刚发现的团头鲂新鱼种联系起来，说武昌鱼便是梁子湖出产的团头鲂。这一说法迅速传播，武汉人为此感到自豪和亲切。

  为了澄清事实，易伯鲁屡次撰文指出，毛主席诗词中的“武昌鱼”，应该泛指武汉区域出产的各种鲜鱼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过不少鱼名，但没有武昌鱼的姓名。古诗词中却是不断出现武昌鱼，但那是诗词的比兴方法，也应该是泛指古武昌（今鄂州）出产的各种鲜鱼。他表明，“武昌鱼不是一种实体鱼种，但把它作为团头鲂的别号是能够的。”

  易伯鲁在梁子湖作业了一年多，把调查剖析的成果记载在一个很大的簿本上，后来至少有两位水生所的研讨人员，在各自文章的参考文献中都列入了易伯鲁编撰的《梁子湖的鱼类区系》（1957），且注明姑且还没出书。“1971年，我父亲受命到华中农学院兴办水产系并担任系主任，他屡次托人到水生所查找这篇论文，但没找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