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，人们如何启迪自我、净化灵魂、造福社会？凝结了1300年前广东高僧慧能智慧的《六祖坛经》，或许能指出一条通达的门径。

  以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”这段公案而为人所知的禅宗六祖慧能，凭着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一偈，获得五祖弘忍衣钵，开创南宗顿教法门，从此弘化于岭南。他摆脱了经院式的繁琐佛理束缚，宣扬“佛在我心，自性自悟，见性成佛”，提倡“顿悟”法门人人可修，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，深度参与了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传统世界观、人生观的塑造。

  近日，在广东省文明办与南方日报社联合主办的“中国经典·对话中国精神”系列讲座第七期讲座上，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冯焕珍主讲《六祖坛经》的智慧，并与20多名中山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的学子对话交流。南方网全程录播。

  《六祖坛经》这部佛门经典在中国文化里非常有独特性，虽然它的根在印度，但是它的演说者却是中国人，而且还是岭南新州（今广东新兴）人，跟广东这方水土特别有缘分。佛教经典浩如烟海，至少有5000多卷，为什么《坛经》在中国的汉传佛教地区可以一经独尊？这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：

  第一，《坛经》中国化了。《坛经》以前的佛教经典严格说来属于印度佛教的经典，而《坛经》则是非常中国化的经典。所谓中国化，指《坛经》表达思想的方式而言，《坛经》的语言文字，即使在今天，只要念过初中的人都没有太多文字障碍，但如果要念《坛经》以外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典，即便念过大学的人也不一定懂。《坛经》完全采取了中国人的思想表达方式，简洁明了、浅白易懂。

  第二，《坛经》生活化了。佛教作为一种宗教，目的是安顿人的心灵，但是安顿人的心灵有不同的方式。印度佛教的修行需要配合很复杂周详的宗教仪式，而《坛经》大幅度减少了这方面的内容。印度佛教在安顿人的精神生命时，强调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，一定要通过循序渐进的修行，才能由烦恼的此岸达到智慧的彼岸，但《坛经》不再区分此岸与彼岸，强调只有一个世界，区别只在迷悟之间，迷则限入烦恼此岸，悟则超登智慧彼岸。同时，其他佛教流派特别强调由浅入深的戒律修持，而禅宗则以智慧统摄戒律，强调在任何一个角色中，只要持守好本位应守的规范，都可以修行成就，所谓“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”。这也是其生活化的另一个方面。

  第三，《坛经》当下化了。印传佛教经典和流派都要提供适应某一类人的修行法门，而《坛经》则没有提倡任何形式化或模式化的修法，认为只要抓住“无念”这个修心的宗旨，就可以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间以空相应行安顿自己的精神生命，实际做到了“活在当下”。

  学习佛教的智慧，最根本的就是了解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”的思想，这是佛教的核心思想。如果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这个理论，则可以说佛教的人性论既不是性善论，也不是性恶论，更不是善恶相混或无善无恶论，而是佛性论，而佛性的根本性质是空性。这里的空性并不是说人性中什么都没有，而是说人性什么都有，具足智慧、自在与慈悲，但又什么都不执着。这是它衍生出种种系统、种种法门的根本前提。

  《坛经》也以这种人性论为基础，可以说这种思想贯穿于《坛经》始终。《坛经》里说，六祖慧能从广东不远千里跋涉去拜五祖为师，五祖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，其中一个问题是人性问题：“你们岭南人是野蛮人，怎么能够成佛？”六祖的回答惊天动地，他说人有南北，但是佛性没有南北。

  五祖为什么很看重六祖？就是因为六祖的这个回答完全答到了佛教的核心上，他坚信人心所具有的根本性质是佛性，不是善性或恶性，因为善恶之性可以变化，佛性却是不会变的。

  佛性所以不变，是因为它不是某种可变的东西。当六祖得到禅宗的衣钵，来到岭南隐修一段时间后，他见机缘成熟，就到光孝寺参加宣讲《大般涅槃经》的法会。当时，讲经的方丈印宗法师借《涅槃经》中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”的思想问六祖什么是佛性，六祖回答说：“众生有善根三种，第一种是有常的善根，第二种是无常的善根，还有第三种是非常、非无常的善根，这就是佛性。”

  六祖所谓的“非常、非无常”，指我们本具的佛性不在“常”与“无常”的对待中，为人的分别心所不可企及。换句话讲，人们之所以有痛苦，就是因为没有见到他本有的佛性，而是生活在分别心中，用这种心去分别、执着种种他或爱或恨的对象；如果见到了自己本具的佛性，就看破了分别心，放下了种种执着，从烦恼丛林中解脱了出来。

  这样，《坛经》就将修行的重点放到了如何顿悟佛性，而不是像其他许多佛教宗派那样，先借助种种法门做由此及彼、由深到浅、由凡转圣的功夫，而且还要一路做功夫一路放弃从前对治低层次烦恼所用的法门，最后才破掉分别心而觉悟佛性。如《坛经》说：“若起正真般若观照，一剎那间，妄念俱灭，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”

  如何看待人类身处的世界？佛教经典认为，佛与佛居住的世界都是一尘不染的净土，众生居住的娑婆世界则具有种种污浊的秽土。于是佛教中有净土宗提倡“西方净土”一说，强调通过念佛离开这片秽土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本来，这个宗派的经典和高僧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是修行者内心显现的境界，并不违背佛教思想的本意，但不少人将它视为心外存在的世界，所以受到了六祖批判。

  《坛经》记载，六祖有次说法时，听众中有一位韶州刺史向他请教西方净土问题，慧能大师回答说，真正的净土决定于我们心的清净，只有我们的心清净了，我们生活的世界才是净土，如果我们的心不净，到哪里都是一片秽土；还说，有些修净土法门的人讨厌这样一个世界，想要到西方去，以为到了西方去就清净了，这是不明白“心净则国土净”的道理，是很愚蠢的。

  现在有些人总认为欧洲、美国等发达地区比中国更好。对这些抱有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”想法的人，建议学一下《坛经》，相信他们明白了《坛经》中的“心净则国土净”的道理，就不会那么“崇洋”了。即使不是这种人，平常如果减少些妄想，增加些智慧，也能够大大减少不少烦恼，活得更加自在。如果完全将自己的心转化清净了，心中总是一片净土，就能达到六祖所谓“随所住处恒安乐”的境界了。

  现代人该如何学习《坛经》的智慧？《坛经》开出的法门不需要借助外在条件，平时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，甚至是上战场也可以修行。六祖曾经说，如果是真的修道人，抡刀上阵亦得。

  原因在于，在禅宗看来，我们本有的佛性就像是太阳，而烦恼则像乌云，尽管乌云有轻有重，但它只能遮蔽太阳，不会污染太阳；同时，太阳不会变，乌云则会消失，只要乌云散去，太阳光就出来了。同理，我们只要清净了心中遮蔽佛性的烦恼乌云，佛性本具的智慧光明就显现出来了。

  如何去除烦恼乌云呢？《坛经》提倡的修行方法是“无念”。所谓“无念”不是说什么念都没有，而是指没有贪、嗔、痴这些会带来烦恼的念头。在禅宗看来，凡夫都是执着的，不是执着于他喜欢的对象，就是执着于他讨厌的对象，总之这颗心没有一刻不在妄念中执着。所谓“无念”，就是断除妄念。具体说来，就是无论任何有缘的人或事物向“我”发送信息，都要采取“知而不受”的态度。所谓知，即了解这一个信息的来龙去脉；所谓不受，即不领受这个信息带来的苦或乐等感受。如此修行，我们就能摆脱种种喜怒哀乐情绪的牵制，到了一定的时机，更能像珠江水一样来去自如，不停滞在一个地方。

  平时怎么修行呢？吃饭睡觉、走亲访友都可以修。比如吃饭，每一个人都要吃饭，这是很正常的需要，但是很多人想吃好的、想吃贵的、想吃稀有的，这就有烦恼了。如果去别人家里做客，主人摆一桌饭菜上来，你从前偏爱的菜在你对面，而桌子又没有转盘，你怎么办呢？如果这时你起了一定要贪得那个菜的心，这就是起妄念了，要立即用“无念”法将这个妄念看破。对待人也是一样，比如我从前很讨厌某个人，但当我学了“无念”法，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能把这讨厌的妄念看空，不让这个念头升起，这也是修“无念”行。

  通过这种破除妄念的修行，我们的心就走向了“无住生心”的世界。“无住”就是不执着，也能说是获得了智慧，“生心”则是生起慈悲心。

  《坛经》里讲的慈悲是“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”。慈是给众生快乐，“无缘大慈”指我给你快乐，不是因为你对我做了什么，比如不是因为我跟你有商业交易，或是有朋友、亲人关系，而是不附加任何条件，这才叫“无缘大慈”。悲是拔众生痛苦，“同体大悲”指我与众生共有一个身体，看到任何众生受苦都跟自己在受苦一样，因此要迫不及待地拔除他的痛苦。达到“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”，就算是“成佛”了。

  当然，禅宗所说的“佛”并不是从人变成了神，无非是自己本有的佛性完全体现了出来。成佛的根本标志，禅宗解释为“不异旧时人，只异旧时行履处”，即人还是以前那个人，但是其境界已经大不相同，一方面达到了不执着的境界，另一方面能随缘教化众生，这就叫做“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”。

  由此可知，六祖眼中的佛教绝不是一种神神怪怪的宗教，而是一种净化人类精神的智慧之学。

  答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。如果我们想改变自身，就一定要寻找一种改变的方法。现代世界是多元的，宗教也不只佛教一种，就看我们跟哪一个宗教信仰有缘分，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与自己有缘的宗教信仰。但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一个宗教一定是健康的宗教。

  如何判定一个宗教是健康的宗教呢？最起码的标准是不伤害别人，也不伤害自己。有的宗教不伤害别人，但却伤害自己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更好的宗教信仰，不光是对人类平等，还要对一切生命平等。如今人类已深受人类中心主义之害，比如生物链的断裂失衡、臭氧层的破坏等，莫不给人类带来非常大的身心伤害，这都需要吸取教训。

  问：有人说，自《坛经》开始，佛教真正开始“中国化”，您怎么样看待佛教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，以及中国化后的佛教对东亚文化的影响？

  答：钱穆先生说，了解中古以后的中国思想不能越过两大思想家，一是慧能，一是朱熹，因为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都奠基于他们两人。我觉得，相比之下慧能的定位比朱子还高，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，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非朱子可比，甚至有评价机构将他列入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列。

  从中国思想源流来看，慧能开创的禅宗更大范围地提升了中国人的精神境界。《坛经》具有的中国化、生活化与当下化等特点，使得中国上到王公大臣、下至普罗百姓，深到学富五车、浅到目不识丁的人，都可以借以修炼心性，这大大拓展了《坛经》的受众。

  其次，禅宗对中国的文学、诗歌与书画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。古人对艺术作品从低到高有能品、妙品、神品、逸品四个等级的区分，可以说不管是诗词歌赋还是琴棋书画，只要达到妙品以上的艺术品，十之八九都是参禅悟道的高人创作的作品，比如王维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石涛、八大山人、董其昌等人的作品。事实上，自慧能以后，禅宗的深入传播，使中国艺术创造具有了更加高妙的灵性。

  从唐代开始，慧能开创的禅宗先后传到了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近现代又从日本传到了美国、欧洲，对全世界形成了很广泛的影响。目前，当我们遇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，也应该回过头去多读读《坛经》，从慧能的智慧中汲取灵感。

  冯焕珍，贵州遵义人，哲学博士，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担任广东禅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广东古琴研究会副会长。研究方向集中于隋唐时代的地论、净土、华严和禅学，同时研究琴学。曾发表论著《回归本觉——净影寺慧远的真识心缘起思想研究》，并与人合译《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》、《顿与渐》等书。

  《六祖坛经》这部佛门经典在中国文化里非常有独特性，虽然它的根在印度，但是它的演说者却是中国人，而且还是岭南新州（今广东新兴）人，跟广东这方水土特别有缘分。

  专题撰文：南方日报记者 骆骁骅 陈枫 实习生 林远志 李喜翠 吕思清 摄影：梁文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