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亚东曾在采访里说,音乐是自己的挚爱。现在,他似乎着意不把这件事说得太过“严重”:“生活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世界,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,音乐只是生活里的一部分。能够在音乐里享受点什么,游离在生活之外,确实美好。坂本龙一患癌后还和同行一起做专辑,,他爱音乐,比生命还重要。在音乐里,我会感觉自己是那个特别好的自己,像我这种年纪大了指定会变成一个糟老头子,身体一天天不行,但在音乐里我还是......”
11月初的下午,我到张亚东工作室和他聊了两个小时。结束之后,他说:你问的一些东西写下来可能没什么意义,人们更喜欢看戏剧性的故事。
交谈中他许多次欲言又止,对于追问表露出“你懂的吧”“你明白的”“不太想说具体的人和事情”,像是对表达这件事和表达可能导致的影响存有敬畏或谨慎。
“我发现表达也是要学习的,我也在学习。”张亚东说,他这些年表达得比年轻时更多。中文有它的语法和规则在,有人情世故在,有婉转曲折在,有埋伏和陷阱在。比起一般的语言,张亚东更擅长在音乐的语法里表达和交流。
翻开乐谱,节拍、升降调,渐强、渐弱,那是一种和中文平仄截然不同的语气。音符的起伏、震荡所蕴藏的情感,比起语言的边界明晰、便于达意,疆域更广。一行乐句表达情感的方式和我们日常的抑扬顿挫,也殊为有异。
第一次录制《乐队的夏天》时,张亚东“非常感动”。在主流层面,乐队这种形态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热度。
“(二十世纪)九十年代我们觉得整个北京就是一个摇滚的城市,经历过那些年后,摇滚乐好像没落了,乐队文化也没有过去那么强大,《乐队的夏天》有种穿越时光回到九十年代的感觉,所以非常感动,音乐人也都在关注。”节目做到后面,大家多少有了些变化,“但是对我来说没有,我觉得自己特别热血,然后变得稍微冷漠了一点点,然后突然又特别热血,处于这种纠结之间。”
“当你深受触动时,你的角色和身份都消失了,你只是作为一个人坐在那儿,不再谈什么音乐性。比如布衣乐队,我看着那哥几个在一起陪伴了这么多年,音乐不音乐的马上就不重要了,我觉得很感动。可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刻,表达的是很(专业)音乐化的想法,可能大家都不舒服。”当真正珍贵的东西出现时,张亚东会放下专业音乐点评的身份,去感受那种珍贵。
他说这话的时候,我想起《白日梦想家》里的摄影师,真正动人的瞬间发生时,他情愿放下相机。“我觉得生活是一件很广阔的事,不仅只有一点音乐性或是技术性。所以我们随时都在切换自己的角度。”
我看过张亚东对音乐作品和乐手的评价片段,譬如音乐是有门槛的,并非以各有各的审美、兴趣,囫囵遮掩作品本身的质量。即便普罗泰戈拉的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在审美中大行其道,每个人以自己的感受力、理解力和经验去评断一部作品,但只要是在某个领域工作数年的专业人士,想必都会理解张亚东的说法。一座建筑有高下之分,一篇文学、一场演出,亦是如此。
和张亚东见面前,一个在乐队弹贝斯的朋友告诉我,张亚东是一个50岁还在综艺节目上听着音乐流泪、拿纸巾擦泪的人,这样的人不会是坏人。
尽管接触过张亚东的很多人说他不热衷语言表达,但在节目里,他并不吝于情感流露,有过流泪的时刻,也有过想离场的时候。现场的乐迷和音乐人彼此不理解的时候,他会觉得很烦躁,心里说:不行,我现在想打架,谁不服就马上出来打一架。这些念头在脑子里闪过,但最终不会表达出来。
“可乐队就是这样的文化,它就是能给你这种情绪上的冲动。”张亚东说,在节目里,自己不是主角,只是辅助,很多专业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,也不能要求爱音乐的观众必须懂音乐,就像大家觉得一个菜很好吃、生活真美好,感觉舒适就可以,并不需要了解里面放了几克盐。如果总是揭秘一个魔术师是怎么变的戏法,就有点无聊。
“当你解释清楚的时候,它的美感会减弱,它的魔力会不见了。在节目里,说每一个东西都要特别小心,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愿意伤害别人、跟大家发生争执,尊重别人权利的人。你愿意做什么、喜欢什么,都可以,因为这是你的权利,我无能为力。探讨可以,但我并不想说服谁。”
“不想说服谁”或许是日月逾迈的结果,年轻的时候,张亚东也会有自己的坚持。他说人上了年纪就会有“老人病”,看到年轻人,总想传授自己的经验,比如曾经走过的弯路、浪费的生命。
“看见一个年轻人,我就特别想告诉他不要这样,因为我觉得他在重蹈我的覆辙。可事实上我也是经历了才知道不适合,并不是一早就知道。所以对一个年轻人来说,他要试、要经历,没有办法跳过。而且每个人的天赋和能力是不同的,我没做成的事情不代表他做不成。这种‘老人病’,会想当然地把所有人的未来都当成自己的过去,但是每个人根本就不是同一类。”
现在,当他看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或者乐队,最想说的,就是希望他们做出理想中的音乐,希望他们好。“有时这确实是一厢情愿,好意心领了,但是太多东西并不能像你想的那样。”
年轻时,张亚东做过影音公司,希望把有才华的年轻人会集在一起,出版音乐、搭建平台,那是他精力最充沛的时期。但几年下来,钱赔了许多,他想:好吧,其实我当不了商人,浪费了钱和精力。因此他看到年轻人会建议,不要去做商业的事情,只要把音乐做好就够了。
“但现在年轻人的思路非常开阔,我有个好朋友在伯克利学音乐,毕业的时候,他会同时考一个房产经纪证,他意识到赚钱和做音乐不矛盾,努力平衡,适应生存压力。在我看来,他们做某件事情就是暴殄天物,浪费了音乐的天分。但是,他最终的成功也可能并不是音乐。”
张亚东开始克制自己的“老人病”,朋友们告诉他,“到目前为止,真正能够改善生活的、让我看见利益的,都和音乐没有关系,所以没办法不依赖一些音乐之外的方式”。
《乐队的夏天》出现后,张亚东觉得,节目可以给音乐人带来更多的能见度。“在这个时代,清高对于年轻人的实际状态没任何益处和帮助。在这个节目里,你总能感受到很真诚的东西,这对我来说已是非常难得。”
过去,华语音乐在每个时期似乎都流行过不同主题,譬如到大城市去体会繁华、追寻成功;譬如爱情很重要,也充满了无可奈何;譬如小确幸,珍重生活的细节;譬如回到原乡,重拾安宁。我和张亚东也聊到了内地的音乐潮流。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迪斯科风靡一时,各地都在放迪斯科和张蔷,人们从没听过那样的音乐。“过去我们没有节奏,突然有一个节奏出现了,对生活是一种鼓舞。”张亚东回忆。
九十年代来临,更叛逆、更热血、更宣泄情绪的摇滚乐开始流行。但是,“在任何一个大潮流的背景下,永远都有一小群人,跟这个没关系,他们有非常独特的审美和品位”。
那时的流行是自上而下的,歌曲本来就少,每一首都经过行业专家操刀,无论选人还是选歌,每一个环节都被把控。
但到了今天,流行已经是自下而上了,歌曲一天的产量可能比过去一年还多,张亚东觉得再也不会有那种“大潮流”的时刻,好像能玩的都玩过了。“但流行音乐或流行文化的本质就是这样,它简单,跟人的情绪有关,但也容易无聊。所以任何一个形式都不能撑很久。”
年轻时,张亚东喜欢某种类型、某首歌,恰好对应了他的情绪,找到了一个被理解的世界。“原来有人跟我一样,我们都是活在这种歌词的语境下以及音乐营造的氛围下,你会觉得不孤单、有共鸣,但是多了就会厌倦。”
“可能你们写文章想要给某个时代总结一些特质,但对于很多人来说,并没有。哪怕在某种潮流、类型最繁华的时代,都会有革新和创造力在涌动,它最终会让你翻篇。有的人会沉浸在某个潮流里,但是更多人是一直抵抗的:我永远不想在一个潮流里,我永远想在潮流里找到我自己,想要突破。”
张亚东不是被潮流挟卷的那类人,他在很多事情上专注于自己。看到好的现场演出,台上的表演者会和他变成“一对一”的关系,周围的人尽数消失。在Fuji Rock音乐节上,他就坐在地上观看,觉得没必要站起来呼应,“要音乐本身的触动,而不是在人群氛围下又做了一次集体活动”。
过去红极一时的摇滚乐,曾发挥过“棒喝”的作用。张亚东说,它提示人生活的可能性和思考的可能性,让人从厚重和难以自拔的状况里突然把自己解放出来,但这种棒喝无法持久。
摇滚乐一直都是如此。最早,它给大家带来冲击,很快,它转向艺术,走到另一个神殿里,被众人膜拜。当它赋予自己太多责任和想要表达的东西的时候,它的珍贵之处也就消失了,因为它原本无意做这些。
“我可以有顿悟,可以有瞬间的出离,但是生活还是一样,明天还是一样,摇滚乐并不能持久地让你亢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血性的问题,一个人活着,得有血性。有血性,你才是个活生生的人,在那一刻,你终于感受到了自己的能量,并不是来自外界,而是来自对自己的肯定。”
“但这个事情也很容易被打败。大多都是,我喜欢那么一下,然后知道,在更多时候,最终没敌过残酷和平庸的生活。很多喜欢《乐队的夏天》的人,就是想起了生命里有能量的那一面。”
对张亚东而言,摇滚最珍贵的是吉他踏板让吉他失真时那种破裂的声音,“开创性的方式和创造力,最打动人”。过去他在一个采访里说,音乐是自己的挚爱。现在,他似乎着意不把这件事说得太过“严重”。
“生活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世界,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,音乐只是生活里的一部分。能够在音乐里享受点什么,游离在生活之外,确实美好。坂本龙一患癌后还和同行一起做专辑,,他爱音乐,比生命还重要。在音乐里,我会觉得自己是那个特别好的自己,像我这种人年纪大了指定会变成一个糟老头子,身体一天天不行,但在音乐里我还是……”
张亚东从小学习大提琴,听了大量古典音乐。他自称是个“音乐脑”,对歌词并无太多沉浸,“音乐是语言的终结”,他坚持这一点:看待音乐不应该用一个语言化的思维,它比语言更加准确,有着无法言明的部分。
“有时说某个潮流流行的时候,大多是说歌词,比如你刚才说到大城市、小确幸,都太准确,是一种文本上的主题。”比起准确的歌词,张亚东还是更愿意听音乐本身。
小时候听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,他觉得自己“活在了音乐里”,“超越语言,超越所有东西,以至于跟音乐建立起来的关系不太现实。因为它并不对应你现实里的某一个场景,它给你开启了一种超越所有琐事的快乐,建立起另一个维度的连接,并不是我今天很愤怒,就听一个愤怒的歌,我今天很快乐,就听一个快乐的歌”。他的身体微微前倾,声音平缓坚定:音乐有它自己的使命,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。不是生活的附属品或附着在生活上的佐料。
听最喜欢的爵士钢琴演奏时,张亚东觉得每一个音符都在跳芭蕾,都是踮着脚尖的,“你的心完全悬在半空中,你觉得心不是落地的,而是被旋律提起来带着走”。
“你感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方式,不能以愤怒等词简单概括。”他接着说,“你仍会用自己的生活去对应它,但你发现它从来不迎合,而是给你提示了一种新的方式,去理解你的生活。你的困境和困惑,在它那里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解答,这就是所谓的‘音乐的时刻’。”
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大约非常能理解张亚东说的“音乐,很难用语言讲”这件事。那是一种工业时代之前的人类第一次进入赛博世界的感觉,乐谱传达出来的情感居无定所,比文字更丰沛、更变化无常,任由人类理解和取用,从漂泊中找到落脚之处。
马友友曾说,巴赫的《G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》,他从幼年演奏到老年,拉了六十年,和他一起经历过失落和欢乐,不同的人生阶段,他都能收获不同的感受。和音乐比起来,语言是单薄、有限的。
“早期古典音乐,连名字、标题都没有,它就是不愿意用文字去束缚你。到后面,《天鹅》《田园交响乐》会给出一些文字提示,但不会让你过度感受那个文字。当一个东西越准确,它就越无聊。”
或许张亚东将对音乐语言的审美弥漫到日常聊天里,太具细精准,并非他表达的目的和愉悦所在。“一个过分准确的东西,会让人觉得无法喘息。我很害怕乐队把歌词写得太过明确,一件事反复地讲。有时我觉得跑题是特别诗意的,你可以偏离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,那个东西会有魅力,会自然,也会有缝隙,但它不是石头一块。”
“在当下,大家的注意力都非常涣散,很难持续,所以大家都更希望一语中的,你一说,我就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最怕这种,显得自己好像很难跟大家达成一个共识,但这多没意思啊。”
张亚东说自己向来没什么表达欲,“我不想说话”,过去录过的节目,他从来不看。
“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我对自己说的话没什么兴趣。我觉得还是做音乐好。《乐队的夏天》确实也锻炼了我。”他测过MBTI,具体是什么已经记不清,“肯定是i人”,一旁的工作室职员非常笃定地说。我们未经科学、周密调研地都表示同意。
“说实话,每次说话前我心里都翻江倒海,不知道要怎么表达。马东非常好,很了解我的性格。这三季节目下来,他很多时候帮我圆场,有时觉得我说得不准确,会简练总结我的大概意思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锻炼,说话没什么不好,也要练习。能把想法准确、简练地表达出来,本身就和音乐一样难。”
张亚东从小就不爱表达,没什么话要说,也不爱听别人说,非常自给自足,“各玩儿各的就完了”。从山西大同到北京,一直如此。40岁以后,表达才多了起来。
“我并不需要被人理解,我自己的世界已经很爽。不需要跟别人沟通,也不需要别人帮助。不单是音乐,生活也一样,我从来不跟任何人谈心,也不习惯深入地聊自己,所有事情都可以自己消化,非常独立。我朋友非常少,在这个圈子里我跟很多人都合作过,大家都很友善。碰到什么事需要帮忙,你会觉得朋友真多,但是我们不怎么往来,也没什么聚会,我没有那种酒肉朋友或总见面的朋友,完全处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”
“你说对了,我不是靠社交去获得能量的,我的所有能量都必须是自己给自己的,安静和孤独时我的能量是最好的,只要有人,我的能量就散了。”
觉得活着真累的时候,张亚东翻到卢西恩弗洛伊德的画册,画作中的模特都是平凡的人,并不是传统审美追捧的人,“他的目光关注到了那些并不美的事物,让他们发出光芒的时候,我就突然觉得生活有希望了。你必须找到最便宜的让自己有希望的一个方式。”他顿了顿,“比如我今天捡了一个钱包,这种快乐只会导向期望明天还能再捡一个。但是有些快乐不需要依赖外界,就能让你获得对生活的热爱,那就够了。”
“如果你还能从小事儿或不重要的东西上获得能量,那就完美。为什么特别爱艺术?随便一幅画,你就会突然被打动,只是一个观看而已,竟然能给你带来那么多。”
或许张亚东在语言表达上的经验不多,但他在音乐上的表达和感受一直没有懈怠过,“我不会说自己是个有天赋的人,但我可以一直努力。我感觉自己目前是最成熟的阶段,我越来越了解音乐里的每一件事,理解它背后的逻辑,我觉得我有了更多可能”。
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:“一个孩子可以不用语言,给你飞吻一下,你已经被感动了。他只有几个词汇的时候,表达爱也是很真挚的,可是当你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,词汇量的多少决定了你怎么去表达以及如何更加独特地表达。”
虽说能量大多来自独处,关心别人却让他觉得快乐。“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被恭维、被赞美,哪怕肉麻和言过其实,也会享受,因为它给你带来更多自信。自信在创作的领域里是多重要的一种情绪啊。”所以他特别爱鼓励别人,尽量说好话。
如你所见,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里,“特别好”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。张亚东没有成为一个常在幕前的艺人,而是成为了制作人,这职业多少有点服务型人格,愿意给别人更多帮助。“难道这不是在关心自己吗?”
他觉得人是活在关系里的,尽管他的朋友非常少,“我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连接的”。他的工作室位于北京751园区,751的保安是个严重脸盲,但每次进出,保安马上就认出他来。夏天最热的时候,张亚东看他们站一天辛苦,每次出门都递一瓶冰镇饮料。
“为什么我会一直在751待着,不离开这一个地区,你以为跟保安就没关系吗?”到熟悉的饭馆吃饭,老板看见他,会说东哥来了。张亚东就活在这样的关系里。